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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性”不再是一个源于原初身份/属性的同质化核心，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拉美主义的本质化处理，受制于中心/外围二元论，将对立两极（“我们”的大陆与“他们”的大都会）之间线性对抗视为主轴。彼时关于拉丁美洲性的讨论，没有考虑到文化形态中不连续片段之间的借用或协商区域，拉美文化形态在20世纪60年代被设想为单一形态。当下，跨文化的全球化通过混合和回收文化和身份碎片得以表达，这些碎片通过世界经济及其媒体网络的符号网和传播网进行跨地方性的流通。本书的合著作者一致认为，“中心/外围问题必须被解构。一方面，不再可能将二元且绝对的对立视为核心术语，因为［拉美与中心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具体情景和立场，取决于碰撞和协调双重意义上的相遇。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权力位置的重新定位打乱了基于领土参照系的政治布局……换言之，中心/外围冲突没有最终结论，其术语总是在各种斗争和协商推动下不断变形……然而，解构中心/外围二元论并不意味着否定其术语的有效性，也不意味着忽视严重的不对称性继续在分裂世界，仍然在造成边缘化与排斥。中心和边缘的位置仍受制于排斥性的等级和制度，即使这些边界是流动的、可渗透的或隐形的”（埃斯科瓦尔语）。我们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主权以新的全球形式绘制了一张经济—文化权力的地形图；在这幅地形图中，行使权力的不是一个居于中央的单一统治中心，权力产生自分散控制的多中心网络。于是，“中心”和“边缘”不能再被视为固定的位置，而且跨文化的杂糅性也促成了相连区域间的流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交流的版图已变得均衡，也不意味着围绕不对称的优势（“北方”）和劣势（“南方”）地位分配而展开的文化权威之间的冲突已然消散，因为这些地位不平等地分配了权力、影响和意义。“南方”成了一个概念—隐喻，用来指代地方语境下具有差异性的微观行动中的局部、具体与偶然的性质；这些微观行动能将其文化结构中的不均衡和被低估的部分转化为言说差异和他者的批判性—陈述性机制，而不必承担“拉丁美洲”作为同质化身份内涵这一本质化真理的本体论重负。对此，埃斯科瓦尔写道：“取消中心/外围紧张关系，给审视拉丁美洲内部的差异提供了空间。这种差异不是建立在预设的与中心模式的对立上，而是通过以其自身利益为标志的立场来构建的。摆脱形而上学基础的重压之后，边缘位置可更务实地转移，改变其位置以争夺或分享中心位置。”同样，琼塔强调：“在作品生产背景下理解作品本身是批判工作的关键操作，可以拆除反复凸显‘拉丁美洲身份’而导致的类型化。这意味着一种激进的研究方式，不是寻求本质，而是谋求理解作品如何介入自身时代，不仅要思考它们构思于其中的特定环境，而且要思考作品选取的语言，以及其形式的有效性……思考语境是分析拉丁美洲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决不能被同化为作为拉丁美洲艺术类型化特征的本质主义视角。”
  
    春兰，品种：龙字。宋人黄庭坚《幽芳亭记》说，“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后世以一干一花为春兰。（邵掌珠摄）